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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38年1949年，国民党退居孤岛。滞留在台湾各地的老兵很多，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。
他们离开大陆越久，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就越强烈。凭良心说，由于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打过仗，受过伤，吃过苦，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还算是不错的。到年龄退伍以后，他们一般都住进了“荣民之家”，差不多每个月有两万元的退休金，如果是当官的，还要多一些。按理说，过日子是没有什么困难了，可是他们精神上却十分空虚。你想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既没有家眷，也没有子女，更没有任何亲戚，每天面对的就是冷冰冰的床铺、板凳，还有与自己一样渐渐老去的老兵，不能不令人感到厌倦。白天还好过一些，到了夜晚，谁都会感到异常寂寞。将人久久折磨的思乡之情实在无法排遣。
他们之中几乎谁都挨过枪子，吃过弹片，身体有伤病，行动很不方便。唯一可以消遣的地方，是台北的西门町。或者去今日公司逛百货商场，吃点心，买一些日用品，或者去歌舞厅听歌，捧歌星，认干女儿，“吃豆腐”。他们并不吝惜钱，打仗的时候连性命都不吝惜，干吗把钱看得那么重？简直把口袋里的退休金全都花掉，才算心甘。
这，给艺员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。
歌星在舞台上演出，一曲《我的家在大陆》，勾起了老兵们无限的思乡之情；一首《苦酒满杯》，让老兵们热泪盈眶。尤其是女歌星的演唱，总是让老兵们感慨万分。显然是由于担心民众的情绪太波动，对社会的安定不利，台湾当局有一度明令禁止了《苦酒满杯》、《三年》等好多首歌曲，不准演唱。
但即使如此，西门町依然红火，而且不断地流行“红包场”。以往观众给歌星捧场，是献上一束鲜花，演出结束时，歌星可以凭着收到的鲜花去向歌舞厅老板算礼金。然而很快人们觉得这样太麻烦，还不如干脆直接给歌星塞红包。全盛时期，整个台北有十几家大型歌舞厅，每一家每晚有10万元的红包可以发，据说一连二十年不衰退，谁能计算得出吞掉了“荣军”们多少红包？
崔百岁假如没有电影公司的片约，就在西门町的歌舞厅里做主持，或者是演出滑稽节目。老板给他很高的报酬。与歌星们不同的是，除了每天一万多元的底薪之外，也可以收到红包。于是他口袋里的钱迅速地增多，有时多得连自己都弄不清楚。
坦率地说，在这段时间内，也不是说没有碰到过让他心跳加快的人。
有一次，在台北演出，他住在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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